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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中間階層正在形成?

時間:2011年12月28日 15:01來源:
作者: 宮 捷(江西社會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9)

  

  發表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作者簡介:宮捷,男,江西省社會主義學院綜合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統一戰線理論。

  {摘 要}:階層論是近年來理論界談論很多的一個話題,而中間階層尤為人們所關注。雖然如何界定中間階層,理論界的看法不一,但對它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進程,卻多抱樂觀態度,即中國將走向一個以中間階層為主導的社會,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中間階層正在形成之中。對此,本文持異議,并從中國各階層的來源、中間階層形成的基本條件、目前中間階層發展中面臨的障礙等方面論述了中間階層近期在中國產生的艱巨性,否定了中間階層正在形成論,提出政府必須警惕和防止國家向二極社會轉化,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重視并為中間階層的發展提供條件。

  關 鍵 詞:中國;中間階層;形成

  中圖分類號:D66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0519(2003)04-0050-05

  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有一個中間地帶,這就是我們一般說的中間階層。那么怎么界定這個中間階層?通常我們是從收入角度來界定的,凡是收入處于貧困和暴富階層之間的社會群體,就可算是中間階層。在不同的國家、不同形態的社會甚至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中間階層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過去在國內,很少有人提及中間階層這個概念, 一講收入差距,通常就是最富的和最窮的,把中間階層這一塊忘了個干干凈凈,實際上,中間階層對一個社會,尤其是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影響是巨大的。

  在近年關于中國社會變化趨勢的討論中,經常出現這樣一個假設,即中國將走向一個以中間階層為主導的社會,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中間階層正在形成之中。這種假設是基于如下兩點理由:第一,一個經歷了較充分的工業化,且經濟體制是市場取向的社會,往往是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第二,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某些現實,如私營企業的發展,白領階層的擴大、大學的大規模擴招等等,為中間階層提供了大量的后備軍。然而,這就意味著一個中間階層必將形成或正在形成嗎?要明了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先看看中國各階層的來源。

  一、中國各階層的來源

  1、高收入階層的來源。據《北京藍皮書:2001年中國首都發展報告》北京市高收入家庭的戶均總資產已經達到了235.6萬元。其中實物資產占66.2%,金融資產占33.8%。這些人大多是各種所有制單位的負責人、經營者和管理者,其次是技術人員,個體和自由職業者占了12.96%。 很顯然,這部分人是高收入階層。一般地說,這部分人的收入來源是正當的,問題是還有相當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說他們是暴富群體更恰當)即利用職權大肆攫取國家財富的政府官員。他們利用在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決策分散化和監督機制的脫節,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或變相通過親屬、代理人,以各種方式將國有資產化為己有?權錢交易,大肆收受賄賂也是一種變相的將國有資產化為己有?還有少數管理部門、壟斷行業如工商、財政、稅務、海關、銀行、電力、通訊、煙草專賣等的工作人員,利用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強勢地位”,通過各種手段將巨額財政資金、銀行資金、國家資產和壟斷利潤等化為己有,迅速暴富。在國企改革中,大量流失的國有資產又使眾多國企負責人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另一類的高收入則是一些不法之徒,甘冒各種風險,甚至不惜冒殺頭的風險,通過種種非法手段,如非法集資、侵吞工程資金、走私、販毒、販黃、股市欺詐和做莊圈錢、詐騙銀行資金、騙取國家退稅款、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等手段發不義之財。據統計,2001年,中國存款總量達到7萬億,而占總人數不足20%的高收入階層,控制著這筆財富的八成左右。同時,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率明顯高于低收入階層,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

  2、中間階層的來源。對中間階層的來源,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最具代表性的可能還是吳敬璉和蕭灼基的觀點。蕭灼基認為有5種人能成為中等收入階層,第一種是科技企業家,因為他們用科技發明投資企業,是從無形資產到有形資產;第二種人為金融證券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第三種人是中介機構的專家,如律師、分析師、會計師等;第四是私營企業者和炒股票者;第五是外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如外資企業的首席代表等。吳敬璉則認為,專業人員才是中等收入階層的內容,它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也包括記者。在早期,中等收入階層強調的是資本,在現代社會,概念有變,主要是指專業人員,因為專業人員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現代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概念根本沒有“產”,是指專業人員為主的一個階層,有房子、汽車并不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標志。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們的表述不盡相同,但意思卻十分接近,都認為中間階層應以收入居中的專業人士構成。

  大陸中間階層的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個體和私營業主、企業家、商人。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個體經濟開始在我國城鄉出現。鄧小平南巡以后,中國出現了一個“下海”潮,許多過去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棄官從商、棄學從商,這不僅直接壯大了民營經濟的力量,而且使民營企業家的素質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民間的經濟力量獲得突破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三資”企業的發展,無主管部門的股份制企業的增多,專門的管理人員數量不斷壯大。就是在改革進行得比較徹底的國有企業,其經營管理人員與以前作為國家官員的企業管理者也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這些新的經濟力量的發育,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原有的單一經濟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經濟領域中新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成了中間階層的主要力量之一。

  第二,專業技術人員。隨著國家對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活動直接干預的減少,以及思想解放的推進,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已有明顯的增強。在目前的知識界中,最優秀的那一部分研究人員,已經有相當多不再或者不再完全依靠國家的科研經費進行研究。國際性的基金會和國內外企業提供的資助已經成為其經費來源的重要甚至主要組成部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其他產業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技術專家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加。而其他各行業的知識分子,如教育部門的知識分子,也隨著高校的擴招及家庭對文化教育需求的增加收入也相應提高。其它如建筑師、律師、外資及私人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商業營銷人員、經理和與市場運作密切相關的影視工作者、醫生、股票經紀人與自由職業者,等等。這些人由于他們所受的教育、專業技能與知識智能,則成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換取各種稀缺資源(財富、地位、名望與權力)的“軟資本”,這種“軟資本”使他們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與廣大藍領階層相比處于優勢地位。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他們與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漸拉大,這種社會分化中的向上流動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中間層就應運而生。他們比普通收入的藍領階層更富有,但與暴發致富的、有權有勢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則相差甚遠,但在生活態度上與價值觀上卻更具進取心。按吳敬璉老先生的觀點(這也是西方的評判標準)這是中間階層的主體。事實上也最符合中間階層的特點,是社會中最穩定的階層。

  第三,國家公務員。1993年8月14日,《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出臺,標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初步形成。國家公務員階層的主要特點在于,他們是社會中直接掌握著國家政治資源的社會群體,是一個高文化層次、高智能的社會群體,是一個在社會中組織化程度最高的群體,因此他們的收入受到國家特殊關注。幾年來,多次的加薪,公務員工資較過去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公務員工資增長的幅度很不均衡,就是同地不同單位的公務員,工資也相差很多。但和當地一般人員相比,他們的收入還是處于中或中偏上水平。而且,他們的各項福利是穩定的,做社會中間階層的主力軍是毫無疑問的。

  3、低收入階層的來源。改革25年來,從絕對生活水平上看絕大多數人都有上升。但是,仍有相當多的人生活十分困難。目前最突出的是農民和國有企業的下崗、失業職工。改革以前,國有企業的職位是人們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卻一落千丈。近年的調查證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氣國有企業職工,認為自己收入下降,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而農民,由于長期的掠農政策,投入農業與從農民身上收取的比例嚴重扭曲。這造成農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有效增長。而在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改革以來,這些地區的絕對貧困人口雖然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口總數仍有8000萬左右(家庭年均純收入低于700元)據估計,中國目前的低收入層在8億上下,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純收入低于2000元,這個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但收入增長緩慢,恩格爾系數在50%左右,其消費尚處于溫飽甚至不飽的階段。其實這個數字的確是比較樂觀的估計,中國9億多的農民,有多少已進入中間階層?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而大量數目不詳的下崗職工又給這個樂觀的估計打上一個問號。這個階層人數之多是可怕的。

  由此可見,我們的社會離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還很遠,從1994年和1999年不同收入群體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體相對較小,合計只占總人數的28.62%,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總人數的64.15%。 這種分布狀況本身也許不令人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中間階層的相對數越來越少。

  二、中間階層的重要性

  1、中間階層數量的多寡本身就是市場經濟成功與否的標志,因為市場經濟要想成功,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幾乎任何一個正常社會中,最富的和最窮的人都應該是少數,數量最多的還是中間階層這一塊。

  2、中間階層的穩定與否是社會穩定的關鍵,這是中間階層的影響力所決定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敵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經濟上也水火不容,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如巴西、阿根廷,雖然人均GDP都達到過七八千美元,但一個金融危機就倒退回了原點。從社會沖突理論來看,一般地,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沖突往往存在于社會高層與底層間,由于中間階層的存在并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底層之間就有了緩沖層,社會高層與底層間的沖突就會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社會基礎。同時,由于中間階層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偏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和激進的思想和沖突論就很難有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結構和政治原因。

  3、他們是消費的主力軍。原因很簡單,最富的有力無心,他們什么都有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有相當數量的暴富者大量向國外轉移財富或在國外消費。據統計,近幾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就為美國帶去數億美元的收入。中國人甚至使洛杉磯等美國西海岸房價一漲再漲,這些中國人購買價值百萬、數百萬美元的漂亮豪宅,一次性出手,現金交易,有多少錢也敢往里砸,讓那些只能靠30年貸款,甚至要付出一輩子心血的美國鄰居都看傻了眼。在賭城拉斯韋加斯,在那光怪陸離的夜晚,舉目望去,黑頭發黑眼睛占了一半,而中國人不在少數。至于連溫飽問題都沒解決的貧困階層,對消費是有心無力。所以,中國目前只能寄希望于中間階層,只有中間階層才有消費的潛力和意識。中間階層也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當中間階層占社會的多數時,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

  4、中間階層是解決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最有效手段。完全消滅收入差距只是理想,用行政的手段消滅收入差距又只能使問題復雜化,而一旦造就了中間階層,由于他們掌握了“比較適中”的財富,這些財富就可以成為社會財富流動的蓄水池。可以這樣說,抓住了中間階層,就等于抓住了解決社會穩定的主要矛盾。

  5、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而文化又是與收入密切相關的。評價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既不能看暴富階層的,也不能看貧困階層的,只有中間階層的文化才稱得上是社會主流文化,而中間階層本身也是主流文化的最有效載體。

  三、中國中間階層出現的可能性

  1、中間階層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第一,龐大的中間階層只能產生于民主國家,因此,中國必須政治民主化,在民主的制度下制定符合社會長遠發展的戰略,通過各種政策手段,特別是再分配政策,抑制暴富階層,扶持低收入階層,保護中間階層,并且設法使中間階層盡快發育起來,形成中間階層占絕對優勢的格局,避免社會向兩極結構發展,從而完成社會結構的重建。 第二,各種社會組織必須是獨立自主的,不是官僚衙門,從而使社會各不同階層及社會集團都有自己的合法代言人,并擁有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通過這些渠道在國家、精英和民眾這三者之間建立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 第三,具有發達的國民教育體系。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受過正規教育。而在現代的發達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進入了大學教育,這樣,一個中間階層也就形成了。大學是造就中間階層的機器,大學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社會主導規范或中間階層的規范。 第四,要有較長的產業化階段。在產業化階段才能形成有規模的中間階層:管理層、技術層、商業層、職員層等白領階層。

  就我國近年來的發展情況而言,在改革的最初階段上,可能很像中間階層的形成過程。但從過程的角度來看,今后所面對的,可能是中間階層發展和定型的過程,也可能是富裕階層進一步暴富而貧困階層進一步貧困的過程。

  2、中國中間階層形成的不利條件

  從目前的情況看,總的說,中國中間階層形成的不利條件遠遠大于有利條件。

  第一,“類中間階層”的地位大大下降,使舊的中間階層出現一大塊真空本來,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是有一個極有可能成為中間階層一部分的人存在,這部分人就是“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中國雖然沒有一個完全合乎中間階層概念的中間階層,但是卻有一個中間階層的“替代品”——“城里人”,它包括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含專業技術人員及工廠工人。而城里人的主體又是“工人階級”,因為他們的人數最多。中國自50年代中期起,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排他的界線,將農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維護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實現了階層之間的社會屏蔽,由此產生了中國的中間階層的替代。這樣,就在中國造成了一種“類中間階層”的城市居民。之所以稱它為“類中間階層”是因為,一方面,它與財產分層中的中間階層不同;另一方面,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十分穩定的固定收入和勞保體系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顯高于農村居民,即使是一般市民,也高于占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而居于社會的中間層地位。這種中間階層的替代同樣可起到社會穩定的作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城市居民“類中間階層”的存在,是中國“階級斗爭年代”里,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結構原因。80年代初以后,隨著中國城鄉分野的界線被打破,數千萬農民流入城市,城市有限的社會資源被更多的社會群體分享,這就對“類中間階層”的利益形成了威脅。90年代以來,由于國家政策的轉向以及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的痼疾,導致國有企業不景氣,大批國企職工下崗,這就直接導致了國企職工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下降。一些社會調查證明,不少企業職工中有巨大的失落感、自卑感和被拋棄的感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遠非系統化的保守情緒開始在利益受損的階層中蔓延。在最近的幾年中,國有企業職工對改革的態度明顯趨于保守。廣東省對企業職工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問及“寧可慢點改革”的問題時,持同意態度的占43.4%,持不同意態度的占38%,另有17.6%的人回答“無所謂”。可見,多數職工對改革的支持是有條件的,這也與改革初期那種對改革的近乎獻身的熱情有著明顯差別。他們寧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壓力。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對“三資”企業職工進行的調查,卻表明了更明確的對改革的支持態度。總之,傳統的“類中間階層”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結果是社會中間層的萎縮和社會下層的膨脹,這些都構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第二,高收入階層大肆侵占中間階層和低收階層的利益

  中國市場發育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沒有充分競爭,而是充滿壟斷。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擁有總體性資本的“不落空階級”。這是在十幾年改革過程中產生的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即所謂精英集團。他們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占有的風潮中(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國、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隊、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買文憑),都沒有拉下。“不落空”的幾次高潮成為他們總體性資本積累的重要環節。由于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眾多社會階層的利益。

  改革以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利益分化。近年來的一些收入調查證明,中國的高收入層在總收入中占有的比例過大,它不僅侵占了低收入層的份額,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層的份額。如果將中國居民收入做成金字塔的話,那么,中國總的收入結構是中層比較小,但中下層比較大,這就是說,中國的中間階層不明顯,而中間偏下層人數眾多。因此,具有明顯的兩極社會特征。1994年我國居民的收入情況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13%,而2001年竟達到80%。高收入層巨大的占有顯然侵占了低收入層的利益,同時,它也侵占了中間層的利益。事實上中國目前還根本不存在一個中間階層,只有準中間階層,而這個準階層實際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層的地位。

  第三,總體性資本對政治和社會決策巨大的影響力使中間階層無法吸取足夠的生長養分

  目前,尤其應當注意的是總體性資本對政治和社會決策影響力的巨大。總體性資本的“精英集團”雖然人數少,但對于社會決策的影響力頗大。因為,這個集團同時占有政治、經濟和權力資源。在最近幾年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如貨幣、產業等有關政策的討論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巨大影響。在90年代中期,出于房地產過熱和當時經濟緊縮的影響,相當一些房地產商被套。當時曾經召開許多有關經濟、貨幣和房地產政策的研討會,呼吁放松銀根,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然而,由于這個階層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集團,社會利益狹隘,很難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因而,該集團對于社會決策的影響力不利于協調社會各階層的關系,相反卻容易激化社會矛盾。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管理上具有多元參與性。在社會決策過程中,多元參與表現為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別是社會中間層,由于它處于中間地位,易于協調上下之間的關系,因此,中間層的參與決策往往是多元參與的核心問題。總體性資本對決策的決定性影響是對中間層參與決策的最大威脅。就目前的趨勢而言,維持這個社會群體的規模和邊界,形成相應的封閉性,是這個階層的重要目標。總的來說,今后的五到十年將是不平等的兩極化加劇的過程。在擁有總體性資本的富裕階層繼續暴富的同時,不僅農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將被拋進貧困人群之中。

  中國的階層利益分化,主要表現在暴富階層與相對、絕對被剝奪階層之間的分化。目前,更令我們關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階層與城市失業下崗職工之間的分化。特別是在最近幾年進入高收入階層的那些成員,大多來自權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員,或是擁有官員的家庭背景?他們長期受官場文化的熏陶,與權力中心具有較大的親和力。由于這個階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權錢交換,在某些階層成員與某些官員之間存在著較好或利害相關的個人關系。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個階層與國家之間又存在著明顯的緊張關系,這主要表現在:國有資產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他們的成長,但卻削弱了國家的力量和其它階層的利益。在經濟過熱或面臨危機的時候,國家無疑要加強對經濟活動的調控,而他們大多反對這種調控,可怕的是往往他們的反對有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就斷言:什么樣的政策能夠出臺和推行,主要受強勢群體影響或左右。高收入階層與一般民眾之間的緊張狀態是顯而易見的。多少年來平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流行,使人們具有一種與他們“天然”的對立情緒,而更現實的因素則是普通民眾對高收入階層在道義上的不認同。由于部分高收入階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權錢交換,而且在其經濟活動中存在著普遍的不道德行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是為富不仁的一群。而高收入階層的某些不明智行為,如炫耀性消費、炫耀財富、奢侈荒淫,以及對貧困階層的輕蔑和羞辱,更為這種緊張關系火上澆油。

  第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直接或間接介入經濟活動,與民爭利

  隨著行政和財政制度改革的進行,地方政府已由過去單純的國家代理機構變成獨立的利益實體的代表,或者本身就是利益實體。在這種制度背景之下,某些地方官員開始具有更多的經濟利益取向,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已經比經濟體制改革之前更多地介入經濟活動,一個地方政府仿佛是一個大的集團公司的董事會,而官員們則成了董事長。這一點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名單中看到。這種政府與民爭利局面的形成,又為中間階層的形成制造了一個屏障。近年,不少地方政府打著經營城市的旗號,將人力車,甚至街頭的鞋攤都拿出來“招標”, 這本是百姓維持生計的一種不得不為之的方式,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卻將其收歸“己有”,人為制造一批貧困人口。

  應當承認,無論是私營企業主的出現,還是“白領階層”的擴大,還是高校的擴招在大量地制造中間階層的后備軍,都似乎在證明中國的中間階層擴大這樣的趨勢。中國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中間階層的重要性,十六大明確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者階層”的戰略。然而,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階層分化的另外一種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會那樣成為兩極分化社會。

  中國如果不能形成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而走向兩極社會,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兩極社會的直接后果是社會沖突和對抗的發生,特別是底層社會對于上層社會的敵視和反抗。近年來,中國底層社會已明顯出現了反社會的傾向。改革以前,中國居民生活水平普遍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層社會反而不明顯。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城鄉出現暴富層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個日益龐大的貧困層,這是中國經濟上的底層社會。底層社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長期以來就是中國的貧困層,如中國西南、西北貧困地區的貧困層,另一種是近年社會變遷中新產生的貧困層,如下崗職工、衰落企業的職工以及由流動人口組成的城市底層社會等。由于城市中的失業和下崗工人組成的貧困層是從中層、中上層跌落到底層來的,因此,他們有很大的失落感。據近年的一些調查,他們中一部分人出現了明顯的反社會傾向。流動人口中的底層社會,往往是違法犯罪的大本營。

  反社會傾向可分為不同層次,我們暫將比較溫和的稱為“社會不滿”,將比較激進的稱為“社會仇恨”。社會不滿是底層社會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情緒。底層社會因在資源分享中處于相對被剝奪的地位,自然會產生不滿情緒。但是,其它階層的社會不滿與底層的社會不滿有很大區別。底層對社會不滿是一種主導的社會情緒,而其它階層的不滿則是非主導的或偶然發生的。社會仇恨則是一種強烈的反社會情緒,它一般伴有反社會行動。近來,在少數底層社會群體中出現了破壞行動。例如,有的企業中出現生產破壞,又如有的在公共場所進行破壞,近來更是出現了城市恐怖活動。在我們的城市中,常常能看到屢屢被破壞的城市設施,常常能聽到一件件令人心寒的漠然,對這一切,我們能把它們看成僅僅是市民的道德問題嗎?社會中間階層一日不形成,社會就一日不得安寧。而要推動中國中間階層的形成,避免社會向二極世界轉變,只有通過全面的制度創新才有可能,而全面的制度創新必是基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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