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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我國政黨制度在教學上的若干思考

時間:2011年12月28日 15:00來源:
作者: 顧思茂(江西社會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9)

  

  發表于《中央社會主義學報》2004年第6期

  摘 要:我國政黨制度方面的課程是各社會主義學院的重要教學任務之一。本文從四個方面對此提出了一些思考:一、必須全面考察我國政黨制度的演變過程;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一體與多元的科學整合;三、衡量政黨制度是否優越只能以是否符合本國國情的標準;四、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重在創新等。

  關 鍵 詞:政黨制度;教學;思考

  中圖分類號:D66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0519(2004)06—0016—03

  思考之一:要全面考察我國政黨制度的演變過程,不要忽視君主立憲和兩黨合作在歷史上的影響和作用。

  關于我國政黨制度演變的過程中,應該從君主立憲講起,再依次為多黨制,兩黨合作制,一黨制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即我國歷史上共經歷了五種類型政黨制的演變過程。但是,在有關教材、文件及領導人的講活中涉及這類問題時,一般只列舉多黨制,一黨制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這三種類型的政黨制度,顯然這是不全面的。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就不應該抹煞君主立憲和兩黨合作在我國歷史上的影響和作用。

  第一,君主立憲制開了我國政黨政治的先河。君主立憲是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政黨首選的政黨制度。在民主的浪潮下,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為了挽救滅亡的命運,不得不迎合變法維新的要求,在1901年打出了“新政”的旗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回來后仿照西方議會,設立了中央咨議機構“資政院”,搞起了“仿行立憲”。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清政府還頒布了開放黨禁的諭旨。于是,這些資產階級立憲黨和清政府合伙上演了一場君主立憲的鬧劇。君主立憲在中國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君主立憲;二者,君主立憲黨人軟弱無能;三者,清政府搞君主立憲只是為了擺擺樣子,而骨子里根本不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然而,在我國這樣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早期資產階級想用不流血的溫和的君主立憲制來實現民主政治,雖然顯得很幼稚,但是其出發點是要予以肯定的。君主立憲雖然在中國行不通,但是,它畢竟開了我國政黨政治的先河,為后來尋找適合中國的政黨制度交了第一筆學費。

  第二,兩黨合作制是我國政黨制度史上的創新。首先,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在當時應該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資產階級政黨經歷了君主立憲制和多黨制的失敗后,已經開始認識到全盤仿效西方政黨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于是,另尋適合中國的政黨制度成了當時先進中國人的重大使命。在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的推動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順應歷史前進的潮流,與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合作,共同肩負起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歷史任務。兩黨合作造就了當時中國的大好革命形勢,很快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北閥戰爭。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形成了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這充分顯示了兩黨合作的強大生命力,也說明了兩黨合作制在當時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是符合國情的制度和政策,都會在歷史上起著一定的進步作用。可惜的是,1927年的國共第一次合作被國民黨右派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徹底破壞了。其次,國共兩黨合作實際上是早期的多黨合作。民國初年搞多黨制時,有近三百個黨派一哄而起,當多黨制失敗后,這些黨派幾乎都偃旗息鼓、銷聲匿跡,只剩下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尚存,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中國本土上就只有這兩個政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共兩黨合作實際上是多黨合作的特殊形式。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這種特殊形式又重新出現,這便是1937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對抗日救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兩黨合作制為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打下了基礎。我們知道,各民主黨派的早期創始人和領導人,大都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與中共結下深厚情誼的國民黨左派人士,這對后來各民主黨派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同建立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中國共產黨還認真吸取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在與其他黨派的合作中,注意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并且善于站在時代的前列,領導和團結友黨同一黨專制作斗爭,最后終于找到適合中國的政黨制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君主立憲制開了我國政黨政治的先河,兩黨合作制為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因此,我們對這兩種政黨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應該予以肯定。

  思考之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一體與多元的科學整合。

  雖然,多黨制和一黨制在中國行不通應當予以否定,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因為,從我國政黨制度演化的邏輯來看,后來選擇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并不是對多黨制和一黨制的簡單否定,而是多少吸收了其中某些適合于中國的合理成分,用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統一戰線理論進行了科學整合后的一次新的再創造。

  我們知道,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社會,面臨著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項任務又是重疊在一起,從而顯得紛繁復雜。客觀地講,多黨制是有利于反封建斗爭的。當年資產階級民主派援引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成果,在中國積極宣傳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理念和原則,大力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的意識和能力,鼓吹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為了戰勝中國頑固的封建勢力,從反封建主義的角度來觀察,這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多黨制在中國行不通,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強;二是舊中國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之中,民眾的民主意識尚沒有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三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搞多元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

  多黨制的幻滅,使人們在失敗中認識到,在中國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來對松散的社會進行整合。于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力主政治一體化。孫中山先生本想先采用一黨制,然后逐步過渡到憲政民主制度去。客觀地講,當年的一黨制只要不發展到專制獨裁,它對于中國社會必要的整合和領導民族民主革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是,蔣介石從根本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設想和愿望,把一黨制推向了極端,搞的是一黨專制、個人獨裁,最后必然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推翻。一黨制失敗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中國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決定了它沒有能力勝任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務;二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搞一黨專制、個人獨裁,是逆民主潮流而動,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那么,如何根據中國國情創建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從而能妥善地做到既體現多元的要求,又保持必要的統一呢?這確實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難題。為此,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對此開始了艱苦的探索。為了顧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爭取早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人不惜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搞黨內合作,這種合作實際上是不平等的合作,最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中國共產黨幾乎承擔了覆滅的巨大風險。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在血的教訓中,深刻地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于是建立起自己的軍隊和革命根據地。而后共產黨人在自己的根據地繼續進行艱苦探索,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工農蘇維埃政府發展到陜北革命根據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從“三三制”民主政權再發展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經過長期不懈的探索和實踐,終于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體制—一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之所以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為中國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克服了多黨制無法解決的一盤散沙、群龍無首的難題。這不無吸收了一黨制中“一體”的合理成份。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又為各種社會階級、階層參與政治、實行民主提供了活動的平臺,克服了一黨制容易導致專制獨裁的弊端。這其中又不無吸收了多黨制中“多元”的合理成份。我覺得,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創建的辯證唯物主義是大膽吸收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進行的科學整合,那么,我國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就是吸收了多黨制和一黨制中適合中國的合理成份而進行科學整合后的一次再創造。

  思考之三:衡量政黨制度是否優越,只能放到一個國家的范圍內來論證,只能以是否符合本國國情為標準。

  首先,就政黨制度本身來講,它只是政黨體制的形式而已,無所謂優越或不優越。世界上有多種類型的政黨制度,這些不同類型的政黨制度孰優孰劣,恐怕暫時誰也不能定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公認的,這就是把政黨制度放到具體國家去衡量,適合這個國家國情的,對這個國家來講就是優越的,否則就是不優越的。即把政黨制度放到一個國家的范圍內來談論是否優越,而不可以在世界這么大的范圍內來談論是否優越。因為,同樣類型的政黨制度,也許在這個國家是優越的,而在另一個國家就不見得優越。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各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其次,從國家的社會性質來看,政黨制度的形式與社會性質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政黨制度只受國情和本國人民意愿的左右,而不受社會性質的左右。因此,我們就不能人為地認定,兩黨制或多黨制是資本主義政黨制度,就是不好的政黨制度;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就是好的政黨制度。

  再次,從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當今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與發展,既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存在和發展,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彼此之間都應該互相尊重,特別是要尊重各國人民政治上的選擇。我們不但要堅決地反對“西化”和“分化”,在中國不能搞多黨制、兩黨制和一黨制,而且要堅持和完善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

  思考之四: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重在創新。

  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已經在我國運行了半個多世紀,經過不斷的鞏固和發展越來越走向成熟,但是,在新的形勢下仍然有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創新的問題。這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個實踐問題。

  第一,全國人民都要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下去,這是我國憲法所作的明確規定。因此,全國人民都必須堅持這項政治制度。可是,現實與這個要求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社會上還有不少人不重視甚至不了解這個制度。之所以這樣,一者與原來只重視上層人士統戰工作有很大的關系。二者與宣傳不夠得力也有很大關系。現在形勢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要予以大力改進,不但要繼續地重視上層的統戰工作,基層的統戰工作也必須重視起來。同時,還要加大宣傳力度,使黨的統戰理論和方針、政策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如果,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僅僅靠政黨體制內的執政黨和參政黨來重視,而沒有全國人民的共同重視和支持,那么就不能形成巨大的合力,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堅持和完善”。

  第二,在堅持和維護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同時,還要大力堅持和維護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參政地位。一般來說,我們強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比較多,而強調參政黨的參政地位比較少,這是需要認真加以改進的。不少人以為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就是主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處于被領導地位就是客體,這在政治學中是講不通的。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黨體制中的所有政黨應該都是主體。因而,在我國政黨體制中,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參政黨它們都是主體,都應該加以重視。堅持和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堅持和維護參政黨的參政地位是相輔相成的,堅持和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前提,有利于參政黨的參政;而堅持和維護參政黨的參政地位,也有助于執政黨的執政。

  第三,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要與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搞好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主要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體現出來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特征是把“堅持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Eli,我國現行的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政黨制度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有著內在的契合,二者形成了一種雙向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搞得好就是良性的互動,搞得不好就是非良性甚至是惡性的互動。從堅持共產黨領導方面來看,在新的歷史時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雖然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正處在根本性的轉變過程中,可是眼下從總體上看,還仍然是“人治”型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再從人民當家作主方面來看,在人民群眾中還存在著不少的封建意識,如殘存在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性臣民意識,普遍缺乏公民意識,不少人仍然習慣于人治,法治觀念很淡薄。這將阻礙和限制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根本轉變、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實現。如何解快好政治文明建設和政黨制度之間非良性互動問題,這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在于“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解決高度集權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那么濫用權力、腐敗現象就得不到有效的遏止,進而破壞法制、侵犯人權、限制民主就會泛濫,最終將會導致黨的領導無法真正實現。

  第四,行使好參政黨職責重在搞好民主監督。參政黨的主要責職是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然而參政議政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民主監督。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曾多次主張保留民主黨派,其目的就是為了對執政的共產黨進行監督。從多黨合作的方針來看,“長期共存”的目的就在于“互相監督”,而這種監督主要是參政黨對執政黨的監督。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共產黨處在執政地位容易犯錯誤,而且有資格犯大錯誤,因而必須接受民主監督。所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行使參政黨的責職,重在民主監督。我們要充分認識民主監督是我國政黨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的機制,如果沒有這個機制,或者這個機制長期處于不得力狀態,那么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與一黨制就沒有很大的區別。這些年來,參政黨在履行職責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績,擴大了社會影響。但是,實事求是地講,目前參政黨在民主監督方面尚處于弱勢。雖然參政的步子邁得較快,但是監督的步子邁得較慢;參政者表態多于議政,配合的熱情大于監督的勇氣。從民主黨派過去建言獻策的情況看,其總體上偏重于具體技術和實務方面,民主監督方面涉及得很少。如果參政黨不盡快提高民主監督的能力,那么就不能勝任2l世紀參政黨的職責,就會辜負人民的期望,甚至會有被時代所淘汰的危險。因此,參政議政不能僅僅停留在提個好建議的層面上,應該努力在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方面找到新的切人點,努力在民主監督方面有所創新,爭取盡快躍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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